正确答案
作为一代朴学大师，戴震创立了中国考据学的理论体系。有着十分明确的研究目的，有着十分严谨的学术态度，有着独到的途径、原则与方法：
从考据目的上看，就是“故训明道”，求通圣人之志。“道”是什么？他提出“古圣贤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所以他要从经书中寻求义理，寻求古圣早已为我们提出并至今适用的治国安邦之道。因此考据在戴震心中只是一个手段与方法，考据绝不能“为考据而考据”，而是要达到“学成而民赖以生”的经世目的。这正是戴震能够直面人生，锋芒直指程朱理学而不同于一般流俗之处，也正是其最杰出的成就。
从学术态度上看，他的治学始终坚持“分析条理，严密精确”的原则，有一字不准《六书》，一解不贯群经，则不定论。“无稽者不信”务求精审，力求“十分之见”。
从考据的途径、原则、方法上看，戴震为考据构建了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考据途径，或者说是治学的伦理。他曾有力地批判宋儒不识“字”，不精通文字、训诂、音声，因而治经时，妄发虚言，而不得古圣之心志，因而提出治经应首先必须精通文字、训诂、音声方面的知识和运用，字、词的本义弄懂了，清楚了才能通达古圣贤之道即古圣的思想，才能获得经典中言语的真旨。在这一考据途径中“通道”是其纲领，也是原则。它继承了古代语言学重在应用的实学传统。为了精准地求取字义、词义，戴震在实践中运用了因声求义、音义互求，以及利用古训求义、语法求义，归纳求义、演绎求义等多种方法，这一系列考据方法，都是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提炼、总结出来的十分有效的方法。
戴震朴学方面另一个巨大的成就就是使传统的语言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促成它们各自走向独立的学科。几千年来，传统的语言学始终是依附经学的研究而生存的，释字、解词、分析章句都是为经学服务的，没有独立的学科门类，没有学科理论系统，自始至终只是个配角。这种情况延续到清代朴学兴起之后，大不一样了。特别是戴震为求“至道”，而开始精深系统地研究语言手段，如文字训诂、音韵方面的规律，从而为它们独立成各门类学科，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文字学研究方面，戴震以治史的方法研究“六书”，胪列而缕析历史上出现过的“六书”论说，并深入研究、首创六书“四体二用之说”，提出“转注”一书，是词语辗转互训的方式，是用字之法而非造字的法则，使文字理论研究中常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理论上得到厘清。
在训诂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训诂声音相为表里”的训诂原则，认为“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从理论上概括了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关系，使清代的训诂之学登上古代语言学的又一个新的高峰。
在音韵方面，戴震从分析《广韵》入手，创造性地分古音为九类二十五部，首次揭示了上古汉语语音的韵类系统的结构特点。
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对转论”，以双声之理说明语音的自然流转规律，为破解古文献中大量的文字假借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戴震的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的“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一分为文字、训诂、音韵诸学科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当代著名的语言大师黄侃曾评价说“清代小学即戴学”，足见戴学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的地位之尊、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