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西方传播制度理论？

西方的传播制度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我们”、“他们”与“我们好”、“他们坏”两个截然不同的预先设定的框架之内，然后分别贴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标签。这种将媒介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等复杂关系作简约分析的做法，貌似言简意赅，一目了然，实质是关门造车，将复杂现象简单化、现实问题理论化，空疏而不落实，片面而不全面，主观而不客观。
在分析问题时，西方传播制度理论的研究者常从“传播事业由谁主办、传播媒介为谁讲话、以什么形式（政治的或非政治的）讲话、新闻媒介能否不受控制而自由地讲话”等四个方面入手，这种主观认定的分析框架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它并不能使问题泾渭分明和便于人们正确地理解问题。首先，大众传播媒介空间是“民营”还是“国营”，这两种形式不仅早已被打破，而且在一个国家内往往民营与国营并存，其界限也日益模糊。其次，在传播媒介“为谁讲话”的问题上，全球的传播媒介亦大同小异。第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媒介并非总是“以非政治方式进行告知或教育”。第四，世界上没有不受控制和约束的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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