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经过这些艺术积累和思想变革，先锋小说终于在1985年前后形成，并迅速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坛。尽管先锋小说的创作实践较为复杂，但若细加梳理仍可寻绎出三种彼此有别、但又相互融合的创作类型。
首先是“文化寻根”层面上的先锋小说。随着寻根文学的出现，中国作家也开始了一系列自觉的形式实验。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和莫言的《红高粱》等，不仅在学习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手法方面借鉴良多，而且更为作品注入了意蕴丰厚的生命哲学等主题内涵。在他们笔下，诸如象征、隐喻和精神分析等现代派手法均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他们也在叙事结构上追求一种时空观念的非物理化特征。凡此种种，都标志着部分寻根文学业已融入了先锋小说的创新浪潮。
其次是“形式主义”层面上的先锋小说。与寻根文学相比，致力于形式实验的先锋作家则在创作实践中真正实现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1984年，马原发表的短篇小说《拉萨河的女神》“是大陆当代第一部将叙述置于重要地位的小说”，也标志着先锋小说形式实验的开端。在这部作品中.过去被作家所忽视的形式因子成为小说创作的本体元素。这一文学观念的形成显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体自觉”意识的深刻影响，它强调文本结构的自足，重视“怎么写”而非“写什么”，将形式从内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独立性，充分体现了先锋作家在形式层面所展开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后，马原又发表了《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等作品。这种十分自觉的形式意识也使马原成为推动先锋小说走向繁荣的一位重要作家。与此同时，深受马原影响的另一位作家洪峰，也相继发表了《奔丧》、《瀚海》和《极地之侧》等先锋小说。到1987年，由马原开创的先锋小说在形式实验上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许多重要的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和叶兆言等人，都在这一年发表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在以后的两三年内，创作势头依然不减，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苏童的《罂粟之家》、《妻妾成群》，孙甘露的《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小说均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这场先锋小说的形式主义运动肇始于马原，但后来者显然不愿意成为如马原式的唯形式主义者，他那种形式至上的创作缺陷，在洪峰的《奔丧》、《极地之侧》等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救。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在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笔下，小说的思想性，尤其是有关历史批判与人类存在状况的创作主题开始受到了格外关注。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意识地克服了以往先锋小说的“唯新”论色彩，将“形式”与“意义”进行了较为成功的融合。
最后是以“书写个体存在”为主旨的先锋小说。相较于马原等人对形式实验的刻意追求，史铁生和残雪等作家显然更为关注人物的存在境遇与价值抉择问题。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原罪》和《宿命》等，不仅用寓言形式探讨了生之意义，而且还在揭示人生荒诞性的基础上，流露出了一种深重的人文精神与宗教情怀。与之相类似，尽管残雪在《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瓦缝上的雨滴》和《苍老的浮云》等作品中，用一种高度抽象和艺术变形的手法，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幅梦魇般的生存景观，但其中仍然隐含着作家念兹在兹的人道关怀。而苏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运用新历史主义笔法，通过虚构家族历史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主流历史的深刻怀疑，这其中也仍然暗含着借助历史批判表达人道关怀的叙事策略。至于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和《四月三日事件》等作品，则将这种存在主题与造成国人异化的“文革”历史联系起来。这一历史批判的小说主题，充分折射出先锋作家批判“文革”和反思人性的启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