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后，艾青怀着“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的雄心壮志，投身到了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这段时期，他的创作与初期创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作品有什么异同？

从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艾青早期诗歌追求散文美，排斥音乐性；其中后期诗歌自觉追求音乐性，出现了格律化倾向，对早期诗歌的自由化和散文化之弊进行了反拨。这标志着艾青诗歌形式意识的自觉，也标志着诗人对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和含蓄蕴藉的传统抒情方式的部分回归和继承。
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30年代初诗美风格的集中。他忧郁的诗情里积淀了早期生命历程的坎坷与不幸，也是发自内心他置身于黑暗大地上的痛苦的生命情怀：幼年时缺乏父母亲情的冷漠凄清，少年时飘泊异乡的辛酸孤苦，三年囚徒生涯的悲愤伤感，以及人世间的苦难不平、对中华民族生存危机的深思忧虑……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流注在他血泪凝成的字里行间，形成他许多诗歌沉郁的底色。在这首带有自叙叙传记性质的长诗中，艾青用丰厚的感情，朴实的口语，大量的排比，细腻的笔触，形象的语言，凄楚地叙写了自己的身世经历，并怀着虔诚而深切的情感，回忆了自己深爱的乳母大堰河生前的凄苦和死后的悲凉，艾青成了家庭与时代的叛逆者。他在诗中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受尽人间凌辱、最后与世长辞的农村女形象，表现了诗人“对于母性的不幸的人的爱”[5]，对自己家庭所属地主阶级和整个不公道世界的强烈不满和诅咒。
艾青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观点是“苦难比幸福更美”。这种对苦难美的追求，正是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爱国深情、民族“忧患意识”的自觉体现，也是诗人自我面对苦难时代的自觉选择。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纪录。”
当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由民族危亡走向新生伟大历史转折时，诗人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时代的变化，发掘出“民族潜藏着的生命力，也是民族解放最深厚的伟力”。呈现出艾青诗歌风格的豪壮、雄健之美。音调短促跳跃的音韵美使其诗具有豪迈、恢宏的气势。
在抗战时期的作品，独标真愫，作为与时代相应答的歌唱，既表现了审美主体精神的丰富性、复杂性，悲中有喜，热中有冷，爱中有憎，抑中有扬......呈现为“杂色”；又表现为情调的运动上异向性与定向性的统一，或称之为基调的一元化。艾青的创作基调，或叫主旋律，就是对光明、对趔、对未来的执着的，有时是幸福临产时阵痛般的不断追求精神，悲哀与热望、黑暗与光明相交织的主调之中。艾青抗战诗歌的力量，在于它总体上鲜有“通体悲哀”的篇章，也少见“通体高亢”的抒唱，而在一元化的“杂色”中掌握着诗美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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