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讽谕诗、闲适诗和感伤诗各有什么特点？

（1）以谪贬江州为界，白居易的处世态度前后判若两人。前期志在兼济，作诗多讽谕之作；后期行在独善，故诗多闲适、感伤之作。
（2）白居易闲适诗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安分知足，觞咏弦歌，受陶渊明、韦应物影响较大，诗风浅近平淡，有一种温厚柔和的情致，能言人之所欲言而沁人心脾。精警练达的论调，也以亲切熨贴的词句和明达清切的笔调传达出来。如《对酒五首》其二：“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笑，不开口笑是痴人。”又如《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3）白居易的感伤诗，为受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形诸咏叹者，以《长恨歌》和《琵琶行》最为有名，两诗极易上口入耳，无注脚即可明白，艺术感染力极强。
（4）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谕诗，因其反映国事民生，可发挥政治上的美刺作用。讽谕诗中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同情，他“为民请命”，勇敢地揭发现实的黑暗，如《轻肥》：“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希望诗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他用诗歌批评官府欺压百姓的暴行，如《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体现了他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其艺术特点是“句首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虽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但达到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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