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要提出社会责任论？

国家的传播管理制度是影响媒体生产的重要力量。1956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赛伯特、西奥多·彼德森、威尔伯·施拉姆联合撰写了一本《报刊的四种理论》，系统地讨论了四种不同的传播管理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理念。这四种理论分别是：威权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这四种理论产生于冷战时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之争的色彩。严格说来，这四种理论其实只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理论。按照该书的划分，自由主义理论的演变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是古典的自由至上主义，第二是加入一些社群主义的较为中庸的自由主义，即社会责任论。自由至上主义主要来源于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它认为个体优先于集体，主张最大限度的消极的自由。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古典的自由至上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幸福高于国家利益，坚决反对政府干预。
古典自由至上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对人性和意见的自我修正过于乐观，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人虽然拥有理性，但并不一定会随时使用理性，追求快乐的本性可能使其放弃使用理性；保证人们的表达自由不受侵犯，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意见一定被他人所知；我们虽然向往真理，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通过辩论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双方接受的真理；反对政府干预媒体表达，却导致媒体为了经济利益，为所欲为地刊登有损公众利益的内容；实现大众媒体的表达自由，却不一定保证能实现公民的表达自由……
为了促进媒体在享受表达自由权利的同时，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新闻自由委员会提出社会责任论。
包括：
（1）媒体应该承担对社会的义务。
（2）媒体应该真实、准确、客观地向公众提供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内容，不仅要提供简单的事实碎片，而且要对其意义做出说明。
（3）媒体应该成为公众交流的论坛，刊登各种不同的声音。
（4）媒体要有职业精神，遵守职业道德。
（5）媒体应该保持独立与自由。
（6）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为了公众的利益，应该对媒体进行干预，促进自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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