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是怎样影响魏晋南北朝文论的？

文论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该时代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文化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理论范畴的形成及演变之中。 言意之辨从广义上讲是一个文化哲学命题，从狭义上讲则是一个文学理论命题。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言意论，大体上可分为儒家经学中心主义的“立言”、道家自然主义的“无言”以及《易传》对儒、道两家言意观的折衷。《易传.系辞上》既讲“言不尽意”，又讲“立象以尽意”；而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王弼，正是在讨论《易传》“言—象—意”之关系时，提出自己的言意观的。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辨析“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从“作卦”（创造）的角度论，象生于意，意以尽象，意为象之内涵，象为意之形式或外观；言生于象，象以尽言，象为言之对象，言为象之形式。其次，从“解卦“（接受）的角度论，要寻言以观象，得象忘言；要寻象以观意，得意忘象。“言”和“象”均为得“意”之工具。舍弃了名言和卦象，当然无从得“意”；但是，若滞拘于名言和卦象，也无从得意。王弼依此方法，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 得意忘言不仅为解读精典之新法，而且为正始玄学之要义。正始玄学的王弼、何晏兼综名理，会通儒道，注重本体之宗旨；竹林玄学的嵇康、阮籍越名任心，旷达奔放，追求天地之和美，尤其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论音乐亦本“得意”之旨。就文学理论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个受言意之辨影响而探讨为文用心的是西晋陆机。陆机自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作《文赋》专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物—意—文（言）”之间的关系。陶渊明是受言意之辨影响的又一位诗人，自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这正是玄学家不为繁琐经学所束缚而轻言重意的审美态度。后来刘勰讲“文外之重旨”，钟嵘讲“文已尽而意有余”，均含有对“言外之意”之美学旨趣的推崇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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