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不能忘记以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在这指廉价的劳动力,加快工业化的推进;
环境红利,本指通过征收环境税,对生态带来的正向效益,这部分环境质量的提升就被称为环境红利。但环境税的征收还有可能带来第二重红利,即政府通过税收政策的导向,可能促使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带来就业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这部分红利与之前的环境红利合称为“双重红利”。在这里指廉价的环境提供快速发展已经消失。 刘
易斯拐点: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分为第一拐点和第二拐点。其中第一拐点是AD2与AS的交点,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枯竭,受高收入吸引。第二拐点是AD3与AS的交点,剩余劳动力已经枯竭,此时即使有高工资也无剩余劳动力。
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而还未到达第二拐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至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速度分别为5.4%、4.4%和3.9%,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中国东南海出现广泛的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拐点,制造业成为“民工荒”的重灾区,随后在一些中部如湖南、河南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省份也出现了用工紧张的现象。
失业率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力的供需状态,日本在60年代越过刘易斯拐点时失业率出现了下降,而2002年以后 失业率也出现下降。
人保部数据显示中国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例逐年上升,除去宏观形势时有波动,说明劳动力供给紧张是长期趋势。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发生变化,今年外出务工农民工逐年增加,但增加幅度趋缓,印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存在数量也不多。此外农村居民的工资增幅近年上升,即位于第一拐点,非农业产业必须提高工资才能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004年前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速速趋缓证明农村劳动力供给开始枯竭。
同时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仍然供大于求,当前乃至整个“十二五”时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十二五”时期我国人口将达到13.7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最高峰9.97亿人,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增加并保持在高位,就业压力很大。但与此同时,就业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主要是每年总数达700万人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不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大量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甚至年青型普通劳动力也出现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正面临一个转折点。
同时沿海地区已经出现民工荒、廉价劳动力进入短缺阶段,工资水平明显上涨的客观事实。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正在走向结束。但是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客观事实;所以还没有到第二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