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民国时期令文种的设置。阐述令体文种所经历的两方面变化、四次重要变动及其特色，以及这一演变在公文学上的启示。

令是民国时期沿袭古代公文而设置的下行文种。
民国时期“令”文种之始设。1912年1月26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发《公文程式》，规定令的用途为：“上级公署职员行用于下级公署职员”；“公署职员行用于人民”。把“令”设置为普遍运用的下行文种。
此后令文种经历了两个方面变化：其一是运用领域的变化：由既用于上对下又用于官对民演变为只用于上级对下级。其二是种类的变化：依据令的各项用途，被解析为若干文种；再逐渐归并、简化。
第二方面演化过程，又着重体现于四次重要变动。 第一次重要变动。袁世凯北京政府把封建等级观念揉入公文文种设置，依据作者等级和用途类型，将“令”这一文种分解为七个文种：
（1）大总统令：由大总统用于公布法律、教令、国际条约、预算及任免官员等。
（2）院令：由国务总理使用。
（3）部令：由各部总长使用。
（4）委任令：用于上级官对下级官有所差委。
（5）训令：用于上级官对下级官有所指挥。
（6）指令：用于上级官对下级官因呈请而有所指挥。
（7）处分令：用于行政各官署对于特定人民，就特定事项做出安排。
袁世凯北京政府解析“令”文种的实质，就前三种而言，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就后四种而言，体现了行政实践对公文文种所提出的扩张要求。
第二次重要变动。1914年5月26口，袁世凯为适应推进复辟帝制的政治准备之需要，在同日发布的三个公文程式中，对令体公文文种再度作出重大改变：
（1）把“大总统令”一种公文，解析为“大总统策令”、“大总统申令”、“大总统告令”、“大总统批令”四种。以突出大总统的特殊地位，以及由大总统直接控制、指挥各部政务之需要。
（2）将原“院令”，改造为“封寄”、“交片”两种公文，以适应取消国务院、设置大总统政事堂之需要。
（3）将“部令”、“委任令”、“训令”合并为“饬（chi）”一种公文。用于上级官署或职官，对于下级官署或职官有所指挥、监督、委任。
（4）将“指令”、“处分令”的用途合并进“批”，用于上级官署或职官对于下级官署或职官，及官署对于人民陈请的准驳。
这次改变的特点有二：第一，将原“大总统令“和”院令”三种公文，改设为大总统及大总统政事堂使用的六种公文。第二，明确了“伤”与“批”的用途和相互区分。（饬为上级对下级主动行文；批为上级对下级的被动行文；饬不仅用于有隶属关系的上级对下级；还用于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高级别官署和官员对低级别官署、官员；批兼用于上级对下级，官对民。 第三次重要变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于1916年7月29日公布《公文程式》，将令体公文大体恢复到1912年11月的（即第一次变动后的）状况。细微差别是，“部令”扩大为“各部院令”，取消了“处分令”。这时的令体公文设为六种：大总统令、国务院令、各部院令、委任令、训令、指令。
这一格局，可看对于北洋政府前期在令体公文设置上的反动逆流，这时有所退潮。 第四次重要变动。1927年8月13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布《公文程式条例》，完成了民国时期令体公文的归并、收缩。
（1）将“大总统令”、“院令”、“部令”合并为“令”一种公文。用于公布法令、任免官史、有所指挥。
（2）将“委任令”合并进“训令”。从而使训令用于长官对于所属官吏有所谕饬或差委。
（3）沿前设置“指令”，用于长官对于所属官吏因呈请而有所指示。其后，1928年、1942年的《公文程式》，对令体文种均如此设置。 可以这样认为：这一设置格局，消除了北洋政府依发文者特定级别设置文种的封建等级观念。既维护了辛亥革命中南京临时政府重视依行移方向设置文种的原则；又批判地继承了袁世凯北京政府初期依用途适当区分的合理因素。前者表现为“令”的归并；后者体现于“训令”与“指令”的分工：上级主动发文用训令，上级被动发文用指令。
民国时期令体公文的演化说明：
（1）公文文种设置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求随着政务实践的需要而演变。
（2）公文文种演化受内在规律制约。这就是，由行政实施体系所决定的行文关系和行移属性；由实际政务活动所决定的公文用途类型。
（3）违背客观实际需要的一时人为因素，经不起历史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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