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1）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进口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在“多研究些问题”的幌子下，宣扬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主张对社会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胡适的论点，指出，要研究问题就离不开主义和方法；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场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改造。通过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
（2）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920年，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虚伪地宣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另一方面又鼓吹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与前途。针对此，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以《新青年》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发表文章，严厉地批驳了张、梁的反动谬论，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要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无产阶级必须实行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解放中国的真正出路；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已成长起来，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这次斗争的实质是：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论战的结果，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明确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
（3）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反对一切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起，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发表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出发，指出，要消灭阶级，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绝对自由”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是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这次论战的实质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论战，在中国解决了四个根本问题：中国革命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论战使马列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