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我国小说自诞生以来，讽刺艺术就得以运用。三国魏时邯郸淳的《笑林》首开俳谐文字之端，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中，也多有讽刺之笔，唐代传奇如沈既济《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讽刺的锋芒更加明显，明代小说，讽刺之风已颇为盛行，在《西游记》、《封神演义》中，多有对于神魔的讽刺，即便历史小说如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也不乏对于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辛辣讽刺，在世情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以及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中，讽刺艺术已广泛运用。但是，这时运用讽刺，大多随笔点染，“间以俳谐”，又往往局限于一人一事，显得不够深刻有力。《西游补》虽能较深刻“讥弹明季世风”，写科场放榜也较生动有力，但还不能称为讽刺小说，而继承《西游补》讽刺时弊之余绪的《钟馗全传》把种种社会恶德“比之群鬼，一一抉剔”，但其讽刺却缺乏深度，多半停留在表面上，未能触及产生“群鬼”的社会阶级根源，而艺术上又“词意浅陋，已同谩骂”（同上引文，均来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将讽刺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梦狼》、《潞令》、《续黄粱》、《司文郎》、《考弊司》、《王子安》、《凤仙》、《金陵乙》、《武技》、《云翠仙》、《马介甫》等许许多多具有讽刺特色的篇章，都是既有含义深刻的语言又有婉曲的讽刺技巧，既敢于披露批判，更巧于警戒劝教，既真实而富有社会价值的传世佳作，但由于讽刺还不是全书的主要特色，尚不足以称为讽刺之书。真正称得上是杰出讽刺小说的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家以其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敏锐地发现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给予猛烈批判和辛辣的嘲笑，特别是对于封建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富贵的如痴如狂和封建官吏贪污受贿无法无天，剖析更为深刻，从而揭示封建科举、封建礼教的极端腐朽和吃人的本质，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则。正因为这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的讽刺成就十分杰出，首先在它正确地、恰如其分以其讽刺反映出对象的本质的真实。作品中许多典型人物，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如马二先生取材于冯粹中，杜慎卿取材于其族兄吴檠但又有很大程度的概括集中，并作了合乎本质真实的取舍和夸张，因而特别深刻有力。作家善于从极平常的细节中，发掘其中典型意义，如胡三公子买板鸭，拔下簪子刺鸭肉的肥瘦；也善于从极其不平常的细节中加以表现，如严监生死时因多了点了一根灯草而伸着手指迟迟不肯断气，就突出反映了地主阶级极端吝啬的本性。作家在揭示人物性格时，往往集中在其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这点上，暴露他们灵魂深处的丑恶，使之无所遁隐。其次，它讽刺的锋芒总是指向当时的社会，因而具有悠久的力量。吴敬梓懂得：体现在人身上的一切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作家对待不同阶级、社会地位的人，使用了恰当的、不同的讽刺态度。知识分子并非同属于一个阶级，醉心科举的既有剥削阶级，也有下层人民。作品对于地主劣绅兼知识分子的王惠、二严、二王，是无情的揭露、严厉鞭挞；对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封建制度维护者四愚，或既怜悯又批判，或既嘲讽又同情；即使是对同一个人如周进，在其中举前是嘲笑他的卑屈和热衷功名，其本态度是寄于同情，在其为官后则是揭露他的不学无术和道德虚伪，态度是仇恨的，显得辛辣而尖刻。再就是，讽刺作家的热情，具有强烈的爱憎感情和鲜明的褒贬态度。比如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写，短短数语，就把这个人物迂阔，无聊和空虚，极其生动地显现出来，而无须再加评述，使读者全部了然神会。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在人物性格刻画上也很独特。首先是情节的典型化与提炼，加上合乎生活逻辑的夸张。如范进中举后发疯一段，突出了科举迷的可怜；严贡生装肚疼用云片糕赖船钱一段，虽属夸张，但却更真实、更鲜明地揭露出严贡生挖空心思盘剥人民的无耻行径：而范进居丧，不肯用银纕筷子，却用竹筷“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的细节，就彻底暴露出这个人物的虚伪性，其次是巧妙集中许多典型情节。层层深入、挖掘人物灵魂隐秘。如范进应童子试的酸态，胡屠贺喜的对话及求贷的骂语、插标卖鸡的窘状，就把他的辛酸处境暴露无遗，而中举发疯、丧母，吃虾元及不知苏轼为何人，又极写他的迂腐、庸俗、无能、虚伪，揭示了人物本质，让人清楚看到这个艺术典型的腐朽灵魂。再次是把矛盾事物加诸一人，让其当场出丑。如匡超人大吹其名气之大，五省儒生皆供奉“先儒匡子之神位”再次牛布衣当面指出：“先儒”是已死之儒，你匡某还活着何得如此称呼？这种讽刺力量何等的锋利，何等的巨大？最后一点是准确、简朴、形象的讽刺语言，有画龙点睛之妙。如二王意在诈取，当严监生议扶正一事时，二人“不则一声”，而当面赠银二百时，即刻“双手来接”，然后立刻大发高论。一个“双”字，就把二王的虚伪和贪鄙和盘托出，真是其情如画，具有深刻的讽刺力量。
《儒林外史》还广泛运用对比、小插曲的手段来服务于讽刺的需要，如用王冕与群丑对比，用杜少卿与斗方名士对比，再如描写潘三，他对匡超人何等豪爽而有侠气，还揭了臭名士的老底，可谓好人了，可是突然插入一笔，写两人来和他商议包揽词讼的事，一下就能令人原形毕露，看出他的“好”显然别有用心。
可见《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杰出的，它对后代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它提高了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能力，正如惺园退士为作品写的序中所说：“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而在小说发展史上，不仅晚清谴责小说深受影响，就是鲁迅先生也十分珍爱《儒林外史》，继承和发展了它创立的讽刺文学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