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山西地区进步思想的发展丰富多彩、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的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的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三晋法家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积极作用，也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之徒卜子夏的弟子，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儒家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儒学还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曾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宗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思潮的理学思想的
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史学家司马光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明理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统治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批判改造，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批判，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前列。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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