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王蒙新时期的小说大胆借鉴并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创作手法，创作出了一系列独特新颖的小说。眼花缭乱的叙述，不规则的结构，片言只语刻画出的形象，吸引了广大读者，从小说中可以感到作家心灵细微的颤动，听到了作家心灵深处流出的歌，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新颖别致之感。《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通过一个刚到组织部工作的青年干部林震的见闻，展现了满腔的理想主义热忱遭遇了官僚主义打击的无情现实，进而提出了这样发人深省的问题：究竟是林震太幼稚还是组织部的官僚主义力量太强大？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着多重的思想意义：
第一，在刻画林震的工作热情时，作家勾勒出三个各有特点的官僚主义者形象--专横跋扈的王清泉，回避矛盾、忙忙碌碌的韩常新和对工作缺乏热情的刘世吾。因此，这部小说已经具有“政治小说”（“官场小说”）的意义。
第二，在那几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中，刘世吾又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他精明能干，却因为工作太忙而“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以至于他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但他偶尔也会回首充满热情的革命岁月，感叹：“我们，党务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这样的困惑又表明他并没有彻底麻木。作家写出了这一层，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性的批判官僚主义，而足以催生这样的思考：为什么新的生活也会归于平庸。
第三，小说并没有止于欣赏林震的理想主义热情，而是“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正因为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丰富，具有多重主题，所以才成为当代小说的一篇经典之作。
新时期以后，王蒙重返文坛。经过磨难，他的人生观、文学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复出以后长达30年的创作历程中，对于革命的思考一直是他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说过：“我的多数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革命。我试图写出一点革命的必然，革命的神圣和伟大，革命的曲折、代价和艰难。”在他的小说中，对革命的反思呈现为“革命无悔”与“追问革命”两重旋律。
中篇小说《布礼》显然凝结了作家本人对革命的回忆。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穿插着描绘了主人公钟亦成在1949年投身革命（“钟亦成入党的时候只有十五岁”）、1957年却因一首小诗受到了十分荒唐的猛烈批判、被打成“右派”而感到冤屈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他坚信：“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这样“革命无悔”的主题在新时期之初是很有代表性的。另一面，又有深深的困惑。《布礼》将这矛盾的心绪表达得相当严肃、直白。
稍后的中篇小说《蝴蝶》很快就超越了《布礼》的严肃与直白。作品通过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张思远在政治运动中的浮沉和家庭生活的变故，揭示了他的微妙心态：“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决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队伍中的重要的位置。”在“他自己辩解”这一句中，已经暗示了主人公的心底不踏实，同时也传达出作家的锐利目光：在“党性”和“私心”之间，常常未必有那么分明的界线。尽管作家花了不少笔墨去描写主人公在劳动改造中的返璞归真，但对于“异化”主题的点染已经足以使人考；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革命是如何“异化”成一场灾难的？比起淳朴的“革命无悔”，这样的追问显然更具有警世的意义。
到了中篇小说《杂色》中，主人公曹千里又进一步超越了严肃。“他曾经热情而又单纯，聪明而又自信，任性、漫不经心，却又像一个乐观的孩子。”看，他与林震、钟亦成多么相似!甚至在经历了政治风暴以后产生的困惑也十分相似：“革命。复杂啊，怎么愈来愈复杂，愈来愈摸不着头脑了呢？”《杂色》比《布礼》多了豁达，多了幽默，连文笔也流畅了很多，显示了作家对诗意的追求，也显然相当真实地还原了作家的个性。因为作家后来自道：“我身上有两种倾向或两种走向都非常鲜明，比如一种是幽默，一种是伤感，本来幽默与伤感是不能相容的。”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布礼》中，显示了伤感的一面；而在《蝴蝶》和《杂色》中，幽默的色调逐渐凸显了出来，并显得相当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