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新写实小说作为一面旗帜树立起来，始于《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但从评论界普遍认同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的创作来看，其源头可以上溯到1986年，“新潮文学”方兴未艾之时。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苏童等人。他们作品的基本风格被评论界概括为描写“原生态”、“生活流”、“零度情感”。即冷静地“关注人的生命内部奥秘，关注人的生存本体意义”。这样，它实际上已经“与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殖意识发生暗合”。这样，它就以鲜明的“欲望叙事”而不同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原生态”、“生活流”的琐细笔触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以“零度情感”而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重情的叙事风格。而它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关注欲望在人生悲剧中的意义——它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世俗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并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底层写作”。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中，食欲、性欲和暴力成为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刘恒发表于1986年的小说《狗日的粮食》在刻画一个农村妇女的悲剧时，便淡化了极“左”政策伤害农民的社会意义，而突出了家大口阔、食欲难填、为了糊口不得不偷粮食的生命意义。刘恒后来发表的小说《伏羲伏羲》（后改编成电影《菊豆》）在刻画男女性爱悲剧时，淡化了爱的主题，而突出了“性欲”和“乱伦”的生命意义。这些作品在突出人生悲剧的欲望意义的同时写出了欲望的躁动与生命的虚无，也就体现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意识对“新写实小说”的浸染。稍后，苏童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红粉》和长篇小说《米》，在描写人的欲望之惑方面也有了新的探索。其中，《妻妾成群》（后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通过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的故事，颠覆了传统批判男权主义的反封建主题，进而凸显了欲望之谜。
刘恒、苏童在刻画欲望支配人生、欲望扭曲人性、欲望困惑人心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表现出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思潮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可以看出当年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为代表的“性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崛起，昭示了文学在探索人性上达到的本能深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写实的故事中融入现代派手法的自然与娴熟。应该说，这也是“新写实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伏羲伏羲》中那些刻画欲望的奇特语言：“正在爆炸的太阳，颜色发黑，像个埋在火烬里的烧焦了的山药蛋„„”、“她涌着血的腔子里堵了冰块”，还有《黑的雪》中对于“梦”的强调，以及《妻妾成群》中对于那口象征“死亡”的井的几度点化，《罂粟之家》中对于象征欲望的“罂粟”意象的渲染等。此外，还应该看到，他们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又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弥漫的北方乡村气息和《妻妾成群》、《罂粟之家》、《米》中对南方乡村生存状态的独特描绘，对于当代乡土小说的创新都有所贡献。
与刘恒、苏童的“欲望叙事”风格不同的，是以刘震云的《新兵连》、《一地鸡毛》和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为代表的“生活流”写法。他们有意淡化了“欲望”主题，而致力于还原普通百姓“一地鸡毛”的琐细生存状态。尽管对这样的风格，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作品在文化市场上得到了大众的追捧，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又显示了这股情绪的某种当代适宜性，说明市场是需要这样的文学的。
然而，新写实小说也终于难免盛极而衰的命运。在尽情宣泄了“审丑”、“溢恶”的情绪以后，有的作家也有了超越的尝试。如方方发表于1987年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风景》，虽然也有关于底层阴暗人生的冷峻刻画，但作家本人是更倾向于强调“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地位的低下”才是导致那些底层人的心理阴暗的社会原因。方方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显得相当特别。而刘恒在199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明显远离了“审丑”、“溢恶”的情绪，开始以悲悯、理解的眼光打量起底层百姓“不幸中的幸福”、“知足常乐”的生活来。此篇与早几年余华发表的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起，表达了当代作家理解现实、同情弱者的可贵情感，因此也显示了世纪末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悄然回归。此外，刘震云在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手机》，也表现了作家敏锐捕捉新的生活方式、发现新的情感空间、追求新的语言趣味的才华。由此可见，当另一批作家纷纷将“欲望叙事”写到了狂欢的地步时（如贾平凹。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废都》和卫慧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等），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已经开始了不约而同的“突围” 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