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及其对后世文论的影响。

（1）此说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
（2）在阶级社会中，进步人士由于遭受剥削阶级的迫害而加深了以阶级社会和剥削阶级统治的本质的认识，激起对进步理想和真善美的追求，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性有质的飞跃，并获得创作的动力，最终写出优秀的作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正揭示了这一普遍的规律，其中既有对前人著述经验的总结，也有自己深切体会与认识。他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还遭流放，故《离骚》，“盖自怨生也”，亦与此相通。由于宫刑之辱，其后所完成的《史记》在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虚伪，歌颂下层人民的淳朴善良，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历代史书望尘莫及。
（3）“发愤著书”说实质是强调作家对社会现实须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为文应有感而发，有为而作，敢于揭露和批判现实；而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是对它的的继承和发展。
（4）他对孔子作《春秋》的“寓义于事”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史记》历来被誉为“实录”之作，但并非没有思想倾向。他指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并非就事论事，而应从进步的思想出发作评价，褒贬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人受到教育。司马迁推崇孔子的《春秋》，但并不囿于儒家的成见。历来效忠封建王朝的学者说他：是非谬于圣人，还说《史记》是谤书，这正说明他能够从史实材料出发独立思考，揭露和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同情被压迫人民，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和批判现实的文学的结合，这一点与他重视文学的讽谏传统是一致的。他把《诗》、《骚》的讽谏传统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当时正值辞赋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风盛行，因些他突出文学讽谏传统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5）司马迁在序中记述了他自己出身史官世家，祖先世代为周室太史，其你学问渊博，文化修养深厚，他自幼受其教诲，这无疑为他后来的事业打下根基。青年的游历和国家图书馆大量的阅读，为写作准备了丰富的资料和浓厚的生活体验，他立志实现其父遗愿，以孔子作《春秋》为榜样，进一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的《史记》实现了他的这一愿望与志向，对我们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和文学创作中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都有启迪意义。司马迁的切身体验，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并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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