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答案
4心母爱等特有的意象得以实现的。龚诗中丰富的想像，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的表现方法，汪洋奇诡的浪漫风格，近庄而仙、侠；而其感时伤世，悲天悯人，以香草美人，体物写志的表现方法，深婉幽独的自我拷问，近屈而儒家。第三章桐城派古文的中兴与末路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方苞自定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行身祈向，也是桐城派后学的学术与文学选择；而其揭橥的“义法”说，则规范与奠定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基础。方苞“义法说”方苞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孔子“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所谓“义”，讲的是言之有物，“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而经术与事物之理，大凑于程朱之学。所谓“法”，讲的是言之有序，即古文写作的程式、法度、规模，其中又以删繁就简、言明意赅、语言雅洁为至上。方苞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他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他认为归有光的散文，"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书归震川文集后》）。又说："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送李雨苍序》）在《再与刘拙修书》中，反对黄宗羲、颜元的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持论严而拘，但能适合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所以其说得以流行，影响颇大。方苞首创“义法”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刘大櫆“神气说”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富丽，虽与方苞异趣，无师承关系，但他对方苞极为敬服，方亦对他的散文极推重。刘大櫆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蹇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刘大櫆认为：古文之能事，可言论者为文法，可致意处为神气，文法可以言传，而神气则只可意会。行文之道，当以神气为极致。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事合一的主张，是强调思想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义理存乎识考据赖乎学词章本乎才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姚鼐《谢蕴山诗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二是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但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指程朱理学在美学上，姚鼐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1，提倡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反对“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述庵文抄序》）。2，总结文章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大要素，并指出其关系：“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3，概括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的风格，认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他说：“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复鲁絜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