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进入北宋中期，“三冗”、“两积”的问题十分突出了，宋王朝逐步陷入“内则不能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全面危机之中。但是，范仲淹等人的改革认为，当时最根本、最中心的问题是吏治问题：即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当一律裁汰。很明显，他们对于真正的关键问题并没有找到；加之遭到官僚和权贵的反对，因此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流产了。在此情况下，王安石嘉祐四年（1059）上书给宋仁宗，要求大力改革，但这封言事书没引起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直到宋神宗时才让他主持改革。
在王安石看来，北宋国家贫困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生产少则民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而农民之所以贫困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兼并之家“侵牟”和“蚕食细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只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却不帮助他们兴修水土之利，不在“播种收获”时候“补助其不足”。因而，王安石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即动员所有的劳动力去从事生产，以发展社会生产。而为了使农民有从事生产的条件，又必须“摧制兼并”，减免徭役，耕敛时节加以补助，并“为之修其水土之利”。根据以上认识，先后在财政经济方面、军政方面以及教育方面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新法。通过王安石改革，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一定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势，朝廷收入增加，财政状况大为改善，“中外府库，无不充衍”；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国力增强，军队战斗力提高。因此，可以说，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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