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徐特立同志针对当时新编的语文教材说:“全书是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但各册相互间和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课本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亟须解决。”1963年叶圣陶先生针对当时新编的语文教材说:“中小学语文的教材教法,五十多年来可以说变改很少。什么方面都要继续革命,而这两方面连革新也说不上,不要说革命了。”
1948年徐特立同志针对当时新编的语文教材说:“全书是反映我们革命的活动,与过去一切课本有区别。但各册相互间和各课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国民需要最低限度的知识全面性和计划性,都和辛亥以来的国语课本无甚差别。这一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近百年来未能解决,目前我们亟须解决。”1963年叶圣陶先生针对当时新编的语文教材说:“中小学语文的教材教法,五十多年来可以说变改很少。什么方面都要继续革命,而这两方面连革新也说不上,不要说革命了。”